年纪比较大的老上海人一定听过而绝大多数新上海人和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名字——雷士德。
因一句话,来到上海
雷士德全名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年,雷士德出生于英格兰南部的港口城市南安普敦,是全家弟兄4人中最小的一个。可是,雷士德的3个哥哥却先后都死于一种我们不得而知的神秘疾病,本来的四个孩子现在只剩下雷士德一个了。有人告诉他:你必须离开家乡,离开英格兰,越远越好。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遥远东方的中国无疑就是离英格兰最远的地方了。19世纪60年代正值太平天国运动,一向富庶的江南大乱,于是富绅们纷纷到上海躲避战火,因为这里有外国人和外国军队,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因着资金和人口的聚集,上海进入繁荣时期,是世界有名的冒险乐园。
当时很多英国人到中国淘金第一站就是上海。于是在1867年,雷士德带着忧伤和恐惧,搭乘一条货轮,两手空空的来到遥远的中国上海,那时候,雷士德27岁。
从建筑师到地产巨头
在来中国之前,雷士德在英国读了大学,取得了建筑学学士学位。于是在来到中国以后,雷士德干起了本职工作——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职,负责租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监督。后来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史密士洋行,邀请雷士德加入成为了史密士洋行的合伙人。
几年后,史密士退休返回美国,其名下的房地产几乎全部转入了年轻的雷士德的名下。雷士德就此成为了上海的房地产巨头,但是千万别以为雷士德这只是运气好。雷士德虽然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放到今天来说妥妥的“理工男”一枚,应该不太擅长做生意吧?这就大错特错了。当雷士德与工部局的三年服务合同期满后,他即创办了后来全国著名的“德和洋行”(Lester.H)。英国学者Peter Hibbard曾在《上海外滩》中评价雷士德:“雷士德的洋行既做建筑设计与建造项目,又做土地和地产交易,开创了商业模式先河,堪称在上海投资最成功的英国建筑师。”雷士德去世之前已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没有之一。
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上海看到他的诸多得意之作,比如外滩填江造地、兴建码头、设计建造《字林西报》大楼(今桂林大楼)、上海电力公司大楼等。
“上海人”雷士德
如果只是一名商人,就算是再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上海人也是不会记住他的。
让当时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记住雷士德的原因再简单不过——雷士德实在是一个奇人,一个前所未有地真正地慈善家。
在房地产行业取得如此成功的雷士德,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富豪之一。但是,雷士德的个人生活却与上海滩灯红酒绿的状态实在是“格格不入”。身为上海地产大亨,却从来只是建造房子,而从来没有买过哪怕一所房子。可能会有人说,雷士德的房子那么多,需要买吗?确实不需要,但是雷士德在上海却一直居住在上海总会的单身宿舍,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更和奢华没有一点关系的单身宿舍。上海总会成立于1861年,又名英国总会,会员全部为男性。今日位于外滩2号的华尔道夫酒店是1911年落成的总会新楼,这里提供外侨绅士需要享受的一切,包括远东最长的L型长吧、弹子房、江景绝佳的餐厅和阅览室等。“点石成金”的雷士德却很少去总会消费,除了为会员提供免费蛋糕和葡萄酒的平安夜以外,因此被认为是总会“最早、最奇怪的会员”,明明那么有钱却几乎从来都不花钱。
雷士德终生未婚,因而也没有任何后代,他的生活非常简朴,穿别人的旧衣,喜欢步行或者乘公交车,他每天下班前的例行公事是检查所有办公室的电灯是否关好,被认为是在华英国同胞中最吝啬的人。雷士德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身上有着许多的清教徒色彩。
他将自己视为上海人,并将他所获得每一笔财富都用于上海这块土地上。雷士德生前曾多次捐赠大笔资金给上海车夫福音会,救济贫苦的黄包车车夫,免费向其提供衣食、住宿、医疗和教育服务。
去世之前,雷士德在遗嘱里写道:在将近六十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定居处一直在中国的上海,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很久以前,我就选择中国作为我的户籍,目前就是这样……
雷士德的遗嘱
雷士德毕生从事建筑工程和经营房地产,去世后留下了数目惊人的财产。1926年雷士德去世的时候,雷士德的遗产估价总资产为1434万两,随着当时上海的高速发展,仅仅一年后的1927年就升值到2000万两。而清朝末年,偌大的清政府的平均年收入才2亿两左右,年收入一两千万的国家有很多,雷士德可谓富可敌国。
根据雷士德生前所立的遗嘱,用他名下的全部产业成立雷士德基金会,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遗产由以他姓名命名的亨利·雷士德基金会托管,先后资助建造了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原址现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雷士德工学院及附属中学(原址现为上海海员医院)、仁济医院大楼(仁济医院曾用名“雷士德医院”),医院规定不设置单人住院病房(除非必须隔离者),穷苦和急需住院的病人免费接纳并免交一切费用、上海聋哑学校(位于虹桥路,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精良的残疾人学校)等。此外,雷士德遗嘱指定赠款的单位和组织也很多,如虹口的圣路加医院、忆定盘路的中国盲人院、董家渡的穷苦小姊妹会、虹口的黄包车夫会、南市的穷苦精神病院等,听名字我们就能知道这些都是一些条件很差的社会团体和慈善机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雷士德先后建立了数所学校,虽然雷士德自己就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却并不主张在学校里面开设任何宗教相关的课程。《话说上海(虹口卷)》说:“笃信宗教的雷士德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不准把宗教带到教育中去,因此雷士德工学院不设置宗教课程。”因为他认为,教育是教育,信仰是信仰,不能够让信仰与否成为接受教育的前提条件;而且一个人自由地、甘愿地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
其中,雷士德工学院只存在了10年(1934—1944)时间,是上海寿命最短的著名高校。1934年,中国为抵抗日本侵略,曾开展过“航空救国”运动。当时,根据雷士德的遗嘱,在北外滩的东长治路505号(也就是现在航运一条街)这里创办了"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培养包括航空在内的专业人才。学院下设建筑、土木工程、机械电器工程诸课,学生以华人中的平民子弟为主,校训为孟子的“苦心志,劳筋骨”。学院以教师的讲课笔记为教材,是上海唯一一所不使用标准教育课本的大学,讲台上老师忙着讲课,讲台下学生忙着记笔记。是当年上海除了交通大学外,唯一可以与圣约翰与沪江两大一流大学抗衡的大学。上海雷士德工学院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年,但它却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年间雷士德工学院培养出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包括徐鹏飞、曹文锦、梁于藩、史久镛、盛峻峰(草婴)等等,他们都曾在社会各行各业做出了结出贡献,其中更有人担任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海牙国际法院院长等。
“上海雷士德工学院”的主要建筑造型非常独特,它被设计成一架战斗机的样式,“反常”地面向东北而非中国传统的东方,是因为日本就在上海东北方向,寓意是飞到日本展开复仇。
1944年,雷士德工学院被日本海军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建筑又被国民党政府扣押,几经交涉,复学无望,最终被迫关停。
1926年雷士德在上海去世后,安葬于静安公墓(现在的静安公园)。
百年后的现在,虽然雷士德早已故去,但是雷士德基金会却依然存在并且正常运转。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雷士德基金会总部从上海迁往英国伦敦,仅有符合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资格申请资助,其他任何国家公民都没有申请资格。基金会对申请人还有着学成后需返回中国,以及将所学的知识与技术将有益于中国人民等要求。近几十年来,由基金会资助去英国进修、研究的中国专家、学者多达四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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